2021年11月27日，由广州大学期刊中心、《文化研究》丛刊编辑部、广州大学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承办的“新媒体与文化记忆” 学术研讨会在腾讯会议上成功举办，来自四川外国语大学、中国社科院、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及广州大学等单位的13位学界著名专家学者对会议的议题进行了高质量的研讨。
阿斯特利特 . 埃尔曾指出：记忆研究在世纪之交风行全球的三大原因分别是：二战和集中营的亲历者已经、正在或即将逝去，新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历史终结论的兴起。由于20世纪至今纷繁动荡的社会历史现实以及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记忆在“后人类纪”的今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理-心理活动，而且越来越深入地与新科技、新媒介联系起来。那么，在新媒体语境下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记忆？是什么形塑、建构和控制了我们的记忆？媒介的变化、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网络、微博、微信等）的出现，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记忆的形态以及记忆与权力的关系、记忆的储存和传播方式？为记忆提供哪些新的可能与维度？这些问题是或将是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次会议的举办推进了这些话题的研究。
会议分为上下午两场，上午由《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李建立教授主持，下午由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吕鹤颖老师主持，会议最后由广州大学期刊中心主任、《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执行主编李春雷教授总结。上午发言的6位学者是：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冯亚琳教授、广州大学的陶东风教授、复旦大学的孙玮教授、中国社科院的钟志清教授、中国社科院的刘亚秋教授、暨南大学的赵静蓉教授，下午发言的7位学者是：南京大学的周晓虹教授、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南京大学的周海燕教授、复旦大学的杨庆峰教授、浙江大学的李红涛教授、浙江大学的钱力成教授、武汉大学的吴世文教授。以下是专家们精彩观点的呈现。
冯亚琳教授
冯亚琳教授以“文化记忆的媒介与文学”为题，认为媒介本身的发展与文化记忆的转换有着密切的联系，探讨了文化记忆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文学是一媒介，媒介是记忆的载体，同时又是其实现的通道。她将记忆文化语境中媒介的功能分为三种：储存、循环、调动，由此探讨文学作为记忆媒介的思考。作为特殊的文化文本，文学既是文化记忆的对象，也是文化记忆的媒介，两者之间存在着多重的交汇。文学在展演文化记忆时，具有其他记忆媒介所不具备的特征或优势。这些优势，使得它不仅能够选择性的建构过往，对其进行批判或者是反思，以及能够表达希望，创造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世界。
陶东风教授
陶东风教授以“假肢记忆、大众文化与新公共性的建构”为题，论述了大众文化时代假肢记忆的主要特征，认为其既不同于总体化、客观化、理性化的历史知识，也不同于储存于档案记录、图书馆、博物馆当中的储存记忆，而是一种“感观沉浸式知识”。在今天的新媒介时代，大众体验而不是抽象了解历史的欲望变得越来越强烈，这种体验模式对于获得特定类型的知识至关重要。他认为假肢记忆挑战、超越和否定了本质主义的记忆观，也挑战并扩展了阿伦特等的公共领域概念，而大众媒介通过同样的意象传递给没有任何共同亲历经验的人而建构了一个新的公共领域，这种力量就存在于假肢记忆的开放性之中，但大众文化时代的记忆技术和商品化的假肢记忆，并不必然发挥进步的政治功能，不能将之乌托邦化。
孙玮教授
孙玮教授以“媒介技术演变——人类记忆外置化的进程”为题，从媒介技术的演变来看它和人类记忆的关系，内容从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梳理了人类记忆的外置化历程；其次探讨了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记忆的关系；最后是阐释了所谓的数字化记忆革命，就是抽象符号的、虚拟性的记忆和身体的、物质的、空间的、场所的实体记忆两种记忆方式的渐趋融合，以及人和技术机器系统的一种深度耦合，实现记忆的个体化和超个体化，也就是集体记忆这样一个不停的动态的流转，可能出现德布雷所说的传承和传播的一种平衡。
钟志清教授
钟志清教授以“以色列建国叙事与集体记忆：重读《黑尔贝特黑泽》”为题，以伊兹哈尔的小说文本《黑尔贝特黑泽》的情节和评价展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呈现以色列的集体记忆，与中东战争有关。她认为这部小说是以色列历史，至少是以色列集体记忆中的一篇重要文献。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也意味着集体记忆的重构，其中围绕影片能否上映的争论就体现出在一个民主国家是否拥有媒体自由的问题，关于脚本内容的确立则表现出以色列一批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刘亚秋教授
刘亚秋教授以“数字时代的记忆危机与社会重建”为题，提出从社会学的视角来切入，理解新媒体与文化记忆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互联网社会呈现出个体转化为“流浪汉”、“观光客”、“陌生人”、生活抽象化、意义虚空化、社会互助性资源弱化等态势。由此，在这一数字时代的记忆便表现出“转瞬即逝性”、“人人都可以发声，都可以产生社会影响力”、“记录多，记忆少”、“有文字、无教育”等特征，从人的能力和社会的价值层面造成了文化记忆危机，人的持久性注意力文化被破坏，社会基本价值面临更多样化、更激烈解构的风险。她提出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精神”是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内在力量，应当重构社会精神与社会团结，同时互联网时代更需要专业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在“无时间之时间”潮流中，坚持时间性、历史性分析，坚持人的本体性安全及社会的价值角度。
赵静蓉教授
赵静蓉教授以“沉默作为记忆的幽灵”为题，提出了“沉默，是真正的记忆的幽灵，也是记忆的核心要素，它在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个基本观点。她分别从沉默的三种形态“见证文学”“口述史”“静物艺术”三方面展开论述，对应得出沉默的三种功能：“沉默是言语的对抗者”、“沉默是另一种话语形式，邀请解读”、“沉默是主动的，拒绝统一/同一、明晰的阐释” 。她认为，沉默是一种伤口，代表着不安和焦虑的根源，但这个伤口必须是开放的，这样才有可能唤醒记忆，并且拒绝被重复被遗忘的可能。所以说，沉默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它有着异常丰富的能指。
周晓虹教授
周晓虹教授以“生命历程、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为题，以40位“知青”社会学家的口述史料为叙事线索，讨论了个人生命史对社会学学科史及学术思想史的建构意义，并提出了“将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的基本主张。首先，知青一代社会学家将个体境遇与社会历史变迁相联系的能力，不是在专业化的学术训练中获得的技能，而是在个人成长生涯中形成的思想“胎记”，并因此成为他们独立思考或认知社会的起点。此外，作为社会主体和知识行动者的学者参与学术及思想的论争，其生命历程是决定其思考路径和问题意识的内生性根源，甚至决定了他在学科发展和学术思想的参与行动中采取何种立场和策略。这便是个体生命史与学术史的互嵌。最后，一个人的基本学术观点离不开他从事的研究场域，这样一种场域要求知识行动者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思考和行动。回到知青社会学家，要想理解他们学术立场的基本观点，就要考察他们的学术实践过程。
孙江教授
孙江教授以“新媒介与文化记忆”为题，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讨论了新媒介的影响。他首先概述了媒介革命的三个重要节点：书写媒介、印刷媒介以及网络媒介，并阐释了“元宇宙”的概念：“元宇宙”这个术语表征了与“现代”根本别异的“后现代”的状况，它不仅表征了当下时代的状况，也预示了后时代的状况。其次论述了媒介的二义性（保存记忆，制造忘却）、博学的二义性（借助文字看似可以知道更多，实则可能一无所知）、异同体的出现（心中装满“智慧赝品”的人大量出现）。最后表明，面对媒介/新媒介的冲击时，人类并不是束手无策的，如柏拉图对抗媒介的方法——“回忆”。在新媒介时代，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分节被打乱，这就导致了“脱结构”的诉求——不单单是对“结构”的否定和破坏，而是通过对“结构”的接受和侵犯之“二义性”操作，揭示“总体”是如何被“结构”的，因此“脱结构”既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
周海燕教授
周海燕教授以“作为行动的记忆：集体记忆研究的另一种可能”为题，从关系视角、连接性行动以及个体实践中理解和考察集体记忆的概念，以此去突破现有记忆研究的路径，实现连接和行动的另一种可能。她首先指出，对集体记忆概念泛化理解，往往会使得集体记忆研究与叙事、表征或符号的研究相互混淆。其次论述了目前各学科对集体记忆的研究主要沿着历史学以及现象学这两条路径展开，集体记忆研究的历史学路径强调对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进行对比，以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从而展开对“被遗忘的历史”的再发现和论述。现象学重在考察承载集体记忆的符号、象征如何因应社会的需要而不断进行再建构的过程。最后思考了集体记忆研究的另一种可能：记忆如何实现连接和行动？集体记忆研究中的“连接性转向”，能为理解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
杨庆峰教授
杨庆峰教授以“记忆研究：从对象到方法——以数字记忆为例”为题，认为在面对数字时代的记忆问题上，记忆哲学原有的三个特征（物质主义、心灵主义、附属主义）其局限性非常明显，不利于对数字时代记忆相关问题的阐述。唯有进行一种转化，从记忆哲学到记忆研究的范畴变化，才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一问题。记忆研究是一种对记忆理解的根本转变，从对象到方法的转变，能够克服记忆哲学的局限性。如：能够克服附属论的局限性，逐步确立记忆与遗忘的本体论地位；能够实现两种根本转变：从事实能力到规范态度对转变、从记忆内容到记忆主体的转变；能够吸纳自然科学中记忆研究的优秀成果。
李红涛教授：
李红涛教授以《否思连接性转向：数字记忆的嵌入、汇流与激荡》为题，对数字记忆内部的逻辑和它今天在整个赛博空间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总体概述后指出：连接性转向使人、关系、物件、事件可能永远处在“运动”状态，这就使“个人性”和“社会性”的二分法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他提出应当将连接性转向放在更大规模的连接性文化视角中，考察连接媒介的生态系统。随后，他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连接性转向的否思，从结构角度探讨数字记忆嵌入平台、社会结构和文化中，从空间层面借助赛博地方探讨数字记忆在网络节点/数字记忆之场汇聚并展开地方制造，从时间层面探讨数字记忆在特定时刻激发出叙述和情感的激荡。
钱力成教授：
钱力成教授以《从文化记忆到跨文化记忆》为题，深入剖析文化记忆发展的表征和发展脉络，提出阿斯曼夫妇所开创的“文化记忆”范式在提供理论智慧的同时也存在着潜在的问题和危险，即“文化”概念本质化：“文化”变成了一个静态不变的单位，文化单位内部、外部及其轮廓本身的变动性却被忽略了。国家成为储存记忆的“容器”，但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许多超越这个容器的议题，例如：“世界宗教、全球性的移民、欧洲左派（运动）、足球、音乐文化、消费文化”等，这些都需要跨国家的记忆网络。而因特网的兴起挑战了这种文化记忆观念，由此，出现了跨文化记忆路径。他指出，跨文化记忆有两个重要理论，旅行记忆和世界主义记忆，同时他借助米斯塔尔对“世界记忆”批评的总结，提出应当警惕跨文化记忆是否存在精英主义的倾向。
吴世文教授：
吴世文教授以《数字时代的记忆与“记忆数据”》为题，从数字技术的视角探讨了记忆加速背景之下，记忆数据的生产、收集、保存、利用和规范的现实与未来。他指出，数字时代记忆具有记忆主体多元化、记忆与记忆对象迈向“数字化”、共同记忆与公共记忆遭遇挑战、记忆加速等多重演变。在记忆加速的背景下，记忆数据的生产、收集、保存、利用和规范都出现了新问题。他认为，针对记忆数据化存在的问题，我们应当反思，超链接的、互动的（“活的”）、跨媒介的、跨文本的记忆（数据）在未来如何可能“再现”。基于以上的讨论，他提出，从媒介出发对于记忆/媒介记忆的探讨，也需要关注媒介自身的历史与记忆。“互联网”既是记忆工具和“记忆之所”，也是记忆对象， 应当开展更多关于互联网记忆和互联网历史的研究。
李春雷教授在会议总结中认为，我们今天所说到的记忆，或者在研究文本当中的记忆，更多的是连接个体与集体的一个节点，如何反思新媒介与文化记忆，乃至反思社会记忆的建构，更好地理解今天所说的现实，都是我们每一位学人和学科都需要面对的一个课题。他最后提出了对专家发言以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网络和新媒体时代哪些即将被记忆，这些记忆主体的多元化在不同时代有哪些呈现？例如创伤记忆。如果说是某一场景或者某一场域下记忆的一种简单激发，那么我们现在的记忆和50年后也就是未来的记忆如何对接？除了我们今天说的媒介和媒介系统以外，是否还有符号系统、意义系统乃至情感系统的对接？期间记忆的传承是否有错位，是否会有误读？另外记忆主体的变迁，尤其是媒介系统的变迁，是否会试图掩盖、转变某一种集体记忆？新媒介时代全面到来，在新媒介系统背后有着强大的文化、经验、技术、资本、政治这些元素，是否在参与建构记忆中替代了我们每个人具身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将会持续跟进这一学术问题的探讨。
“新媒体与文化记忆”学术研讨会在线人数最高时超过400人，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
